居安思危，出自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。据载，晋悼公多次联合诸国伐郑，郑国归降后对晋国献上厚礼。晋悼公将部分礼物赏给有功的晋国卿魏绛，魏绛不敢居功：“‘居安思危’。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，敢以此规。”劝谏悼公不要因胜利而自满，在平安稳定时要想到可能会出现的危险灾难，时时提高警觉。
未雨绸缪，出自《诗经·豳风·鸱鸮》。《鸱鸮》是周公写给周成王的一首寓言诗，“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”，说的是一种小鸟，在天未下雨之前就懂得衔取桑树根，缠绕巢穴，使巢更加坚固，以此提醒人们要防患于未然。
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，体现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事预则立的经验智慧。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，黄河滋养了农业，自古以来却从不是一条安流，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是其特性，“三年两决口，百年一改道”更是真实写照。人们在适应自然中观察规律，在逐水而居、春种秋收中顺应天时生存下来，忧患意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。翻阅古籍，《周易》就体现着浓郁的忧患意识，泰与否、损与益、既济与未济等概念相反相成，“自强不息”“安不忘危”“泰极生否”“朝乾夕惕”等表述发人深省；一部《诗经》，“忧”字多次出现，其中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等句，反复提醒人们心存戒惧、谨慎从事。很多耳熟能详的成语谚语，像积谷防饥、曲突徙薪、“晴带雨伞，饱带饥粮”“小心驶得万年船”“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思有时”等，都蕴含着劳动人民朴素的忧患意识，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。
时刻充满忧患，不是消极悲观，更不是灰心丧气。相反，忧患意识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——当人的意志屈从于天命时，对于世事与人生的变化便只有无尽的恐惧，何谈忧患与警觉；忧患意识内蕴着中华文化面对未来的积极乐观——只有对未来有所期许的民族，才能在未来目标的观照下，敏锐洞察现实生活的矛盾变化，主动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风险。忧患在先，便会生出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，便会激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。两千多年来，从孔子的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，到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从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到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所反映的都是深怀忧患意识的古代士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精神。这种忧患与担当又进一步引发人们自觉地对未来的可能性进行预判，体现为一种前瞻性思维，最终落实为未雨绸缪的抉择与行动，“祸几始作，当杜其萌；疾证方形，当绝其根”“图之于未萌，虑之于未有”“谋先事则昌”等古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
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、成长于忧患、壮大于忧患的政党，对面临的考验和危险总是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。革命战争年代，卢沟桥事变第二天，党中央就发出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！”的时代强音，凝聚起救亡图存的磅礴力量。在党的七大上，“十七条困难”郑重提醒全党“准备吃亏”、“准备困难”，“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举，百业待兴，毛泽东同志慨叹我们“一辆汽车、一架飞机、一辆坦克、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”，深刻指出，“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，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、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，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。”改革开放后，邓小平同志强调：“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，准备好对策。”
进入新时代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增强忧患意识、做到居安思危作为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，掌握了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主动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、发生历史性变革。在斗洪峰、战疫情，化危机、应变局的伟大实践中，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绝不是轻轻松松、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”，更加明白了“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坚定斗争意志，增强斗争本领”的重要意义。
“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，就是忧党、忧国、忧民意识，这是一种责任，更是一种担当。”无论面对胜利，还是面临挑战，深沉的忧患意识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的勇气，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、继续前进的力量。新征程上，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，坚定必胜信心，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，就一定能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。